【胡花】切尔西旅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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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敢说这是我在整个lofter看到的最喜欢的文没有之一，昨天看完第三遍，把每个字都细细地咬了一遍，品味着作者落笔时的用意，感动得无法自拔。
第一次看这篇文是在深夜，我形容它是“能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那样的文风”就直接安利给了基友。这个形容我现在说出来仍觉得十分契合。
让我想起Jack Karouac的On the Road，那一代美国的年轻人，他们穿着夹克和肥大的牛仔裤，把上衣塞到腰带里，他们留着盖住脖子的乱卷发，在堆满了书和信纸的脏屋子里吸着大麻把自己灌醉，空气中永远是阁楼小窗户投进来的阳光扬起一片灰白的尘絮，那些人拥抱亲吻在床上翻滚，永远不会醒来。
看这样的文容易得文艺病，但看完真的希望能在切尔西旅馆的某一间房里睡着送走人生。
这篇文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，我甚至认为每个标点符号都打得恰到好处。
这篇文里的胡梅尔斯就是胡梅尔斯，赫韦德斯就是赫韦德斯，作者写得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动作我都可以想象出来。
我本吃不定鲁尔区的CP，它直接在我心里插了一把胡花的大旗。
可能有点吹爆，但真的是神仙文笔，电影画质，我忍不住要安利更多人。
警告：平行世界AU/时间线和现实有出入/存在bug
说明：主线胡花，副线戈穆莱三角、兔鱼、以及其他有的没的。
小注：切尔西旅馆是美国纽约市一家以众多的作家，哲学家，作曲家，歌手和电影艺术家曾经居住而闻名的旅馆。这座建筑物位于纽约第23街，在第7大道和第8大道之间。它是一栋用红砖建成的楼房，门牌上的铜字写着“Hotel Chelsea”。
房间号三零五五，电梯出口右拐，第四间，赫韦德斯和胡梅尔斯入住切尔西旅馆。
他们既不是作家，也不是明星，更不穿皮衣组乐队，到这儿来，只是临时搭个伙儿，想在纽约谋生。或许赫韦德斯的动机更多，不过他一副不大情愿的样子，胡梅尔斯也顺势不问，就当他是真的想换个新生活。
三零五五是整个切尔西旅馆最小的一间房，只够放下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赫韦德斯的行李够多的了，几乎要占满所有空间，他为难地看着脚下还算干净的酒红色地毯，说：“晚上你睡在床上吧。”
胡梅尔斯正在换上衣，他把头从黄色短袖里伸出来，不解地“哈？”了一句。
“我说，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”赫韦德斯重复道。
对面的人迷糊地点了点头，似乎还是没能理解赫韦德斯的意思，接着换上衣，然后把脱掉的衣服团成一团，打算拿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。
“我就这么两件衣服。”胡梅尔斯说。
“好吧。”赫韦德斯摊摊手。
他不想知道胡梅尔斯有几件衣服，也不想管他要干嘛，他只想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，付清房钱，然后搬出去。他和胡梅尔斯不熟，不过顺路一起从柏林来纽约而已。他才刚和他待了四天。
赫韦德斯头疼地想，四天太短了，短的他居然知道了胡梅尔斯过去二十几年里的一切。绿皮小火车里，轮船上，拥挤的布鲁克林区，胡梅尔斯一张嘴巴说了太多的事情。赫韦德斯拎着行李，背了个巨大的背包，听到这一句才猛然回过头去，“你女朋友劈腿了？”
“前女友，前女友，先生。”胡梅尔斯帮赫韦德斯拎了一个箱子。
他刚开始叫赫韦德斯“先生”，有几分调笑的意味。因为他觉得，和他差不多大的赫韦德斯，总是板着张脸，气势汹汹的，一天到晚在考虑行程的事情。
“走到哪儿算哪儿嘛，误了火车就误了吧，还可以顺便在波士顿玩一天，这都用不着担心”，胡梅尔斯揽过赫韦德斯的肩膀，嘻嘻哈哈地说道，“我们总能去纽约的，老兄。”
赫韦德斯一直忘记提醒他，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的事实，直到某一天，他想起来，歪过脑袋问胡梅尔斯该怎么办，胡梅尔斯说：“那就抢银行呗。”
当时他们在第五大道，在百老汇，在切尔西旅馆里，和一群古怪的人听摇滚。赫韦德斯跟着烟味摇头晃脑，头发丝贴着胡梅尔斯的脸颊，他觉得他们简直就是江洋大盗，亡命鸳鸯。
当然这些都是诗意的浪漫，他赫韦德斯怎么可能跟着胡梅尔斯去抢银行。他找到一份超市售货员的工作，每天两美元，周末不上班。超市老板很喜欢他，说越看他，越像自己的儿子，赫韦德斯就问老板：“您儿子去哪啦？”老板说：“二战的时候死在战场上啦。”赫韦德斯听的一愣一愣的。
他回去之后讲给胡梅尔斯听。胡梅尔斯仍然没有找到工作，趴在床上看杂志，时不时吃两口床头的过期面包。赫韦德斯觉得他这样下去不行，就揪着胡梅尔斯的卷毛教训了他几句，教训到一半，胡梅尔斯握住赫韦德斯的手腕，盯着他说：“我想当一个艺术家。”
“贝尼，我想当一个艺术家。”
赫韦德斯差点两眼一黑晕过去。
他回过神来没做任何阻挠胡梅尔斯的事情，毕竟这是别人的理想，他就和胡梅尔斯聊了一夜，问他到底想要什么。最小的三零五五只有一盏床头灯，打亮了赫韦德斯的眼睛，胡梅尔斯的脸却几乎全部陷在黑暗里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“我想写诗，我觉得我有天赋。”
赫韦德斯哑口无言。他眨眨眼睛没再说什么，裹着被子睡在了胡梅尔斯的旁边。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睡在地毯上，在纽约的秋天。
隔天赫韦德斯在电梯里碰到三零五八的房客，以前也碰到过，不过正式的打招呼是头一回。更吵闹的一位先向赫韦德斯伸出手来：“你好，赫韦德斯先生，我是托马斯·穆勒，胡梅尔斯先生的伙伴。”
这令赫韦德斯疑惑不已，他可从没听过胡梅尔斯在纽约有什么亲戚伙伴。他和这位穆勒先生简单地寒暄了一下，旁边的那位看起来更安静一些，他注意到赫韦德斯的目光，点了个头示意：“马里奥·戈麦斯。”
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大吃一惊。赫韦德斯虽然不太搭理现在的流行趋势，但是“朋克教父”的名字他还是听过的。马里奥·戈麦斯，就是那个十七岁时从慕尼黑离家出走，在巴黎凭着两首歌一举成名，最终在纽约大放异彩的音乐天才。“天才”这个头衔叫赫韦德斯仰视过一段时间，他实在是想象不到传闻中抽烟喝酒嗑药的朋克教父，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。利落的短发，眼神干净，白T恤牛仔裤，在切尔西旅馆的电梯里和陌生人亲切地打招呼。
行吧，不算亲切。远不如那位穆勒先生亲切。
回到三零五五，赫韦德斯的脑子里都是穆勒的声音，“替我向胡梅尔斯先生问好”，还有他那张笑嘻嘻的脸，赫韦德斯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喜剧演员。
他在窗边发现胡梅尔斯。一个人托着个脑袋盯着窗外发呆。赫韦德斯和他说了这事，他的心情稍微愉悦了一些，“穆勒是个意识流诗人，我俩在洗衣房认识的。那首《知更鸟与死线》就是他写的，还有《蓝星》，还有《塔尖坠落》，《塔尖坠落》也是他写的”，胡梅尔斯说。
实不相瞒，这些诗，赫韦德斯都读过，他甚至抄写过他们。在他下定决心来纽约之前，他曾在一个夏夜里，把这些诗念给另一个人听。他至今都能记得那些璀璨的星星。
这样一来他大概清楚了，穆勒为什么会和戈麦斯出现在这里。坊间传言，戈麦斯在巴黎的时候，曾有过一段身无分文的日子，他露宿街头，只能凭着街头卖唱来勉强维持生计。在巴黎最寒冷的一个冬天，他认识了穆勒，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认可。那时穆勒已经小有名气，他慷慨地让戈麦斯住进自己的公寓，并且引荐他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人，这才有了如今的戈麦斯。
听起来实在是一段奇遇。不过即便不是在那时，也会是在伦敦、在布鲁塞尔、在曼哈顿闹哄哄的酒吧里，戈麦斯总会见到穆勒。千百条路线，千百个身份，千百种结局，他都会找到一个机会站过去，站在穆勒的战线上，和他在一起。
“质地一样的人之间，总有种奇怪的吸引力。”赫韦德斯说。
胡梅尔斯诧异地抬起头。他竟然才看到赫韦德斯眼神里的温柔，那是种广阔的爱意。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。赫韦德斯的敏锐，锋利，他眺望过的每一只远去的帆船，都是汽笛声声，是爆裂、沸腾、飘渺的烟。
终其一生，胡梅尔斯都没能忘记那个瞬间。他和赫韦德斯的二十多岁，泛着泡沫的冷啤酒，呛人的廉价纸卷烟，繁华世界没落，他们的未来却触手可得。
他碰了碰赫韦德斯的胳膊：“嗨，老兄，我以后，也给你写诗吧。”
“勉强可以。”赫韦德斯回道。
他来不及笑话这浪漫桥段。就在胡梅尔斯的“艺术家”生涯初期，赫韦德斯要努力地挣钱来付清两个人的房费，毫无收入来源的胡梅尔斯常常是趴在地毯上写诗，有时候赫韦德斯回来的晚，会发现他蜷缩着睡着了。
睡着的胡梅尔斯比平常好看一点，赫韦德斯通常会让他多睡一会，等到指针跳过十二点，他就把他戳醒，叫他起来吃甜甜圈。甜甜圈都冷掉了，可是胡梅尔斯还是吃的不亦乐乎，他揉着自己的头发和赫韦德斯说，“贝尼，过几天我妈妈要来看我。”
赫韦德斯也为这件事情高兴，但没有多久，他就和胡梅尔斯陷入了同样的困境。住在一个旅馆里——哪怕这个旅馆里有很多大名鼎鼎的“教父”和诗人，看起来仍然不够体面。胡梅尔斯不想让他的妈妈看到他过的这么糟糕。
“我的大艺术家，你终于承认这种生活很糟糕了”，赫韦德斯说。
胡梅尔斯不知所措地挠头。他和赫韦德斯相处的越久，他就越没法在他面前显露那种无所谓的特质。相反，他最近都在暴露羞涩和迟钝。赫韦德斯倒是挺喜欢这个的，不过他没和艺术家说。他知道艺术家的诗没卖出一首，冬天穿的鹅黄色毛衣还破了个洞。
他建议胡梅尔斯扔了那件毛衣，胡梅尔斯却拿了把剪刀，在衣服上又剪出了其他的形状，“现在我就是个彻底的流浪诗人了”，胡梅尔斯骄傲地宣布。
赫韦德斯笑了。他破天荒地伸出手抱了抱胡梅尔斯，凑过来的时候，胡梅尔斯在他身上闻到了书的气味和咖啡。他们都很久没这么高兴过了。
十一月底的时候，胡梅尔斯的妈妈带着一篮子的松饼和鸡蛋来到三零五五。短暂的三个小时里边，她把男孩们的衣服叠的整整齐齐，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，一边数落胡梅尔斯白日做梦，一边给他拿小松饼。把妈妈送到车站后，胡梅尔斯望着火车一点点地变小，站在赫韦德斯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然后他说，“我有点想回家。”
胡梅尔斯没有回家，切尔西旅馆就是他和赫韦德斯的落脚点。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。
他们在大厅里抽烟、喝咖啡、读兰波和王尔德，赫韦德斯告诉他，他离开盖尔森基兴是因为他的恋人要结婚了。胡梅尔斯摆弄他手里那台旧的宝丽来相机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们去吃甜甜圈吧。”
好像那一整个冬天赫韦德斯都在吃甜甜圈。他辞了超市的工作，开始去附近的书店打工，赚的钱比以前多了。胡梅尔斯的诗奇怪地大卖，甚至有其他的房客来敲三零五五的门，想和胡梅尔斯聊聊天。就这样，他们认识了隔壁的演员们，有厄齐尔、德拉克斯勒，也有罗伊斯和猕猴桃许尔勒。
胡梅尔斯老管许尔勒叫“猕猴桃”，周五的下午他会去帮他拍照片，再转手卖给杂志社。偶尔德拉克斯勒也让胡梅尔斯拍，这样胡梅尔斯就得去三零五三，那里要比他和赫韦德斯的地盘还乱。内裤扔的乱七八糟，厄齐尔的袜子，德拉克斯勒的领带，胡梅尔斯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站着的地方。
“梅苏特，你不要总是坐在那里”，德拉克斯勒说，“你的粉丝们给你写的信都堆满了，你看，马茨都拍不出好照片了。”
虽然胡梅尔斯想揍这个臭小子一拳，但他还是忍住了，他懂这点小心思，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他说出来的话比这别扭多了。后来，这张他给厄齐尔和德拉克斯勒拍的照片，成了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。
厄齐尔也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回忆录，就在他写到切尔西旅馆的那一页。他写道：“这是朱利安十八岁的前一天，我早早地等在三零五三。等了大概有一个钟头。接着他带着马茨·胡梅尔斯进来了，我们在走廊碰见过几次。胡梅尔斯想拍出我们存在隔阂但又无法分开的感觉，他让朱利安看着我，而我看着前方。”
“我竟然没来由地紧张，心跳的比在任何导演的镜头前都要快。快门按下的那个瞬间，朱利安搂住了我。就这样，我们违背了摄影师的意愿。”
渐渐地，胡梅尔斯对摄影的兴趣要远远多于写诗。他跟着赫韦德斯去书店，拍上几张他的模糊影像。他也在旅馆里转悠，拍穆勒的唱片机、戈麦斯的贝斯和吉他、他和赫韦德斯的行李箱、二零零七的独身金发年轻人。美中不足的是底片太贵，胡梅尔斯并不能拍下所有他想拍的东西。
“我不能拍下全部的你。”胡梅尔斯说。
赫韦德斯正在低头写贺卡，圣诞节就快来了，他从两个人的预算里拿出一笔钱，给周围的伙伴们都买了礼物。他担心没有多余的钱给胡梅尔斯买礼物了——“上帝才知道，我为什么开始考虑胡梅尔斯的感受”，赫韦德斯愤愤地想。
不过很多贺卡都没有给出去，朋友们就搬走了。厄齐尔和德拉克斯勒去了洛杉矶，许尔勒和罗伊斯搬走的时候，叫来了全纽约最大的搬家公司。在卡车旁看着纸箱被搬来搬去，赫韦德斯说，“你们这是有多少东西。”
罗伊斯和许尔勒戴着墨镜，穿着皮裤，站在车厢里一堆脏兮兮的行李中间，努力跃起身子和赫韦德斯挥手再见。在他心中，那真是罗伊斯和许尔勒最拉风的时候。他们就要开始新生活了。
穆勒仍然住在三零五八，最近有个波兰人经常来找他。胡梅尔斯趴在猫眼上看，姿势非常诡异。他说，穆勒好像对那个波兰人很冷淡。波兰人隔三差五地来，戈麦斯却很少来了。赫韦德斯说，那是因为戈麦斯在和乐队巡回演出。
不管什么原因，波兰人来的愈发频繁，然而他一次也没有住在这里。常常是夜里和穆勒站在走廊里说话，手里的烟闪闪灭灭，让对门的赫韦德斯和胡梅尔斯吸了好久的二手烟。
圣诞节前他最后一次来，和穆勒在三零五八吵架。他们摔坏了很多东西，有高脚杯，红酒瓶，花瓶和相框。像是切尔西旅馆在地震。波兰人抱了抱穆勒，穆勒就把脸贴在他的脖颈，也没有说话。他扔了手里的烟，忽然开始吻他。
“莱万，你终于想起来，还有这么个我了。”
穆勒的嗓音哑的像一只乌鸦。他的笔写了那么多行，哽咽、妄想、喘息的缠绵，什么神来之笔，传世之作，都比不上他梦里热望的波兰。他那会儿整天疯跑，开车时速九十迈，和玩伴勾肩搭背地聊啦啦队女生的身材。球场上最漂亮的弧线，滚动的足球和禁区的白线，柔软地交织成了秋天。那是他头一回看见海。
“可我不会跟你走的”，穆勒最终说，“我不会跟你走，莱万。”
从那时起，波兰人再没有来过。穆勒也搬走了。他搬走那天，胡梅尔斯和赫韦德斯都在，两个人帮他抱了很多书到楼下，胡梅尔斯数了数，他搬了二十七本，赫韦德斯搬了二十四本。穆勒有很多书。杂志也都是成捆的。他很大方地留了一些给胡梅尔斯，胡梅尔斯用那些杂志上剪下来的东西作剪贴画。
后来戈麦斯也不来了。他把财产捐赠的消息让全美轰动一时，看着电视机里的戈麦斯，胡梅尔斯惆怅地说：“我真想买下他的那件风衣”。戈麦斯拍卖了他的戒指、项链、个人像、几首匿名诗，从此销声匿迹。穆勒却一刻不停地在写诗。七十年代他获奖的时候，有记者在小报上写他当年和美术家莱万·多夫斯基的事情，赫韦德斯看到，就拿去念给胡梅尔斯听。
胡梅尔斯讲这些都是八卦，摆摆手躺在床上听电台新闻了。赫韦德斯盯着他的破洞牛仔裤看了一会儿，走过去把他从床上揪了起来，“你给我写的诗呢？”
“哈？”胡梅尔斯不能再反应慢半拍了。
他在赫韦德斯的注视下，翻起了三零五五的东西。打印机、围巾、手套、沾了红茶渍的纸，他苦恼地抓着头发，回头和赫韦德斯说：“贝尼，可能还要再找一会儿。”
赫韦德斯看着胡梅尔斯翻出来的东西——他俩这么久以来的全部家当。
他和胡梅尔斯在第五十七街买的半价雨衣，他常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和胡梅尔斯去街上买咖啡；胡梅尔斯的美元们，他的诗卖的跌宕起伏，周一卖的最好，赫韦德斯猜是因为上班的白领们无事可做才对；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六买的插画集，两个只吃得起三明治的家伙，跑进书店里买了一通，回切尔西旅馆的路上，胡梅尔斯和赫韦德斯怀里抱着莎士比亚的悲剧，在纽约看到树叶落满大街。
冬天下过一场大暴雨。赫韦德斯和胡梅尔斯躺在床上聊天。胡梅尔斯说，三零五八住进来一个浅棕色卷发小伙子，很像他在不莱梅的叔叔，小伙子总想着去淘金。赫韦德斯躺在胡梅尔斯旁边，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断断续续，发出滋啦的声响。
他看到白色墙壁上胡梅尔斯抄过的歌词和诗句，色情小说、飞碟、下雪的沙漠、滚石乐队和地下丝绒，那些粉笔写下的字迹，就像眼泪一样在雨中消融。他知道，四楼的女士穿火红的长裙子，裙摆飘动起来像一支鲜艳的红玫瑰；五楼住着一对落魄的情侣，男孩儿喜欢喝威士忌，女孩儿能弹出美妙的钢琴；顶楼也有人吸大麻，飞高了的科隆小伙子一边跳舞，一边唱鲍勃·迪伦，不时地冲着大街骂人。
赫韦德斯想念他的朋友们，穆勒、戈麦斯、许尔勒，还有许多人。他把脸埋进胡梅尔斯的胸膛，想问他，自己是不是还是二十一岁。
他二十一岁，夹着烟，和胡梅尔斯在剧场里接吻，灯很暗，他们穿着皮质夹克，牛仔裤，不合脚的拖鞋，从剧场出来一路狂奔。他们偷报亭里的杂志，对交通警察一通乱叫和怪笑，夜风很冷，喷泉的水溅了胡梅尔斯一身。
他们穿过第四大街、华盛顿广场、达科他公寓，奔向切尔西旅馆。赫韦德斯跑的气喘吁吁，但他不要停下来，他跟着胡梅尔斯，奔向他们的梦幻乐园和失落沙洲。他等不及要看胡梅尔斯的新纹身。那可真是太酷了。
FIN
